音乐来自，并且走向永恒（外部时间），在时间中创造出一种神奇的灵魂状态。这是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和理由。

这取决于你对「歌剧」的理解。如果你认为歌剧是对美妙歌声的赞美，那么你就错了。但如果你将「歌剧」理解为一种复杂的艺术形式，一种最复杂的艺术形式，一种涵盖戏剧和音乐所有领域的艺术形式，那么《士兵们》就是一部经久不衰的剧目。

热拉尔是一位出色的技术大师，但他也是一位诗人。他的音乐不仅仅是为了耳朵——它触及每个人内心非常个体的部分。我认为这非常特别。许多作曲家试图与人们产生共鸣，但他真的常常能够击中那个点。

这些不是「新音响」或「新效果」，而是对它们的感知发生了变化。在这种环境中，「正常」的乐器声音像是一种特别艺术的例外。有一段时间，我一致地包含了日常物品，但严格避免了任何「达达主义」的效果。我的意图不是玩弄文化禁忌，而是以一种非常不引人注目的方式打破它们，与特定的音乐语境任务相联系。事实证明，这比任何巧妙安排的美学「冲击」更具挑衅性，这种冲击短暂地使公众惊讶，但实际上却让他们感到有趣。

他的解决办法是彻底改变观点，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这种「文化革命」是典型的西方现象，只有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因此，谢尔西对作曲过程（以及音乐聆听本身）的重新思考属于这种革命传统。也许他参与了本世纪真正的音乐革命。勋伯格最终什么也没有改变：他的作曲技巧只不过是学术传统的负面形象。真正的革命者是那些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与声音的关系的人。革命要有光明的前景，就必须具有建设性和积极性，而不是被定义为一系列禁忌（即使这些禁忌被谨慎地称为「约束」）。

艺术只有当下、此处和今天。因此，瓦格纳作品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法律，使其与艺术和文化发展的必然历史进程脱离开来。[…]舞台艺术不仅是再现的艺术：只有不断更新，它才能服务于戏剧的原创作者。

莫扎特的音乐从不过时，这是非常特别的。我不相信还有其他任何一位作曲家，每一代人都能在其身上如此清晰地找到一种直接的途径。人们仿佛觉得莫扎特仍然活着，并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对我们说些什么。也许原因在于他的风格不那么固守成规。他总是做我们最意想不到的事情。每当我们认为他特别大胆时，他却根本不大胆，或者只在细微的地方。他从不过火，也不做得太少。我相信他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物，是上帝赐予的无法揣测的礼物，他无法被分析。我们没有任何尺规来衡量他的天才。

阿多诺根本无法理解它。他说，这部作品没有动机。所以我站在舞台上，穿着短裤，看起来像个小学生，为这部作品辩护，因为那位比利时人不会说德语。我说：但是教授，你这是在抽象画中找鸡。这时我开始对知识分子和所谓的专家产生怀疑，即使在前卫艺术中也是如此。这表明，尽管阿多诺曾是阿尔班·贝尔格的学生，并且创作了很多作品，尽管他更希望以作曲家而不是哲学家的身份被人们所知，他基本上没有创造力。创造性的人总是在发生他无法解释的事情时最激动。一些神秘或奇迹般的事情。然后他会非常紧张。

……音乐家普遍感受到技术或科学问题的阻挠，因为他们所受的培训和文化并没有帮助他们理解这些讨论，更不用说对其做出贡献。他们最直接和基本的反应是选择样本，或在简单的技术水平上摆弄。很少有人有勇气或机会直接面对当前技术及其迅速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而这些挑战通常没有直接应用。他们不问基本的问题——材料是否符合音乐思想，思想是否与材料兼容？——而是屈服于肤浅和简单的诱惑：这种材料能满足我目前的需求吗？这种一时冲动、（坦率地讲）奴性的选择当然无法让我们走得很远，因为它们排除了任何真正的辩证法，并假设发明可以脱离材料，抽象的方案可以孤立于声音媒介存在。

我试图通过作品诞生时的演出实践来重新诠释每部作品。这无疑有助于我避免严重的误解，克服过分「照本宣科」的毛病，因为这会使人远离作曲家的美学，尤其是如果他们生活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不同。问题的关键在于，音乐符号的含义并不总是随着世纪的流逝而一成不变。因此，与人们的想象相反，对音乐原文本的研究是为诠释注入活力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将其封闭在迂腐或博物馆式的表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