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乐中，人主要是通过榜样来学习的。一个人拥有哪些榜样，这会深刻地塑造他，而克伦佩勒和富特文格勒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立的两极。如果在过去，我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将克伦佩勒放在首位，而今天我知道，这样的比较是不恰当的，无法简单地评判谁更重要。

对于那些固执地只坚持传统曲目的人，有时让我感到愤怒的是他们对那些他们本应热衷的杰作的态度。当然，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聆听这些作品。但我确信，只要稍加认真探究，就会发现许多人从聆听音乐中获得的愉悦是与对过去、对遥远而不可挽回的青春的无尽怀念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刻意停滞的根源在于一种不难分析的生理过程。一般来说，16至18岁是人们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年龄段，如果他们属于某个阶层，他们会发现艺术——剧院、音乐会、歌剧、展览——并开始意识到被错误地、占有性地称为「遗产」的东西。与此同时，他们的荷尔蒙也在起作用，其结果是每个青少年都熟悉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时期的生活似乎是幸福的。通过联想——几乎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当他们聆听他们在20岁左右发现并喜爱的音乐时，这些听众会回忆起他们荷尔蒙更加活跃的青春岁月。这些听众听音乐会只是为了重温他们不那么困倦的时光，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灾难！

我不想多谈他作为指挥家的天赋，因为我们对他的惊人能力记忆犹新——他是一位出色的读谱家、不屈不挠的工作者和忠实的诠释者。我深知作为一名作曲家，我欠他的太多了，如果没有他，我的音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演奏。我对他的排练记忆犹新，因为我从他对任何工作都异常「专业」的态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通过观察他、与他交谈，我学到了指挥的实际操作，也逐渐理解了乐谱与演奏之间的重要关系。

这种与音乐的直接、瞬时和深刻接触，使他的所有表演都别具一格。布鲁诺的体型看起来像一只小驼鸟，但他那好脾气的大块头却显得异常轻盈。他充满智慧、细腻、幽默和想象力。这只长毛象是个精灵。

人们可以把他形容为一个缓慢的改宗者，一个庄严的推动者：既有冒险精神，又有家长作风；说服力和信念深深扎根于灵魂的深处，在那里，激动显然是荒谬和多余的；他是一个不关心表面漩涡的地动山摇的人。

布列兹本人曾为巴士底歌剧院的新大厅设计付出巨大努力，却不得不目睹所有美好的计划一点一点地被预算削减所牺牲。这无疑是一个带有悲剧性的讽刺，也揭示了如果要在文化机构中有所改变，首先需要做的是什么：文化政策制定者必须认真学习、重新定位。这种现状简直是疯狂：超过90%的公共音乐经费流向了那些按工资标准组织的团体，而几乎没有任何资金剩下用于面向未来、具有创造性的活动。由此导致一种文化正在自我毁灭，而政客们则助长了这一局面，使少数负责任的艺术家在几乎无望的斗争中被消耗殆尽。

我仍清楚地记得，在歌剧《士兵们》1965年的首演中——尽管我对这部作品感到无比的着迷——却对某些东西感到非常困惑：这部作品在风格和形式上的不统一。奢华的音响与炫目的技巧旁边是苦行般的简朴；正统的序列主义音乐与古典音乐的引文并置；爵士乐与录音带上具体的噪音交织……如今，我认为，恰恰是这种总体形式的不对称性，这种风格层次的交错，这种未完成状态的「片段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力量所在。《士兵们》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而是一个作曲发展过程的体现。

在我看来，诺诺与这两场骚乱都无关。他将自己的艺术置于与他的基本道德观和社会观相呼应的政治秩序之中。此外，他非常重视目标受众——工人阶级。我认为诺诺的艺术完全摆脱了那些教条或灌输，不仅在极权形式的政府中，这些教条或灌输往往是操纵的工具。相反，诺诺的主题是政治性的源头，而在他的语言中，政治性只存在于特定词汇所必需的地方。

指挥官象征着父亲的法则；他出现后，立刻变成了一个幻影——或者他本来就是一个幻影。就像西方文学中的所有被谋杀的父亲一样，指挥官以鬼魂的形式回归；他无处不在，像空气一样弥漫。但在最后一幕中，他展现了自己的真面目：一种抑制性的权威，就像一种内在的审查者，命令并要求行为准则，并强加价值观念。正因为如此，他以幽灵般的、创伤性的面貌回归，成为一种充满空间的无源之声。最终，真相浮出水面：这个人物，像舞台上出现的其他所有人物一样，都是在唐璜内心世界中产生的。一切发生的事都源自他内心深处的角落。

在现代主义中出现的是一种对时间的认识，它不仅是现在向未来的发展，而且是一种精神运动，它衔接了所有三种时间模式，从而也使过去栩栩如生。福克纳说：「过去从未死去，它甚至还没有过去」。否则，阐释艺术怎么会获得如此空前的重要性，而作曲家的创作努力却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