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比特：马代尔纳，指挥家与作曲家

幼年马代尔纳指挥照片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传统的」(old-fashioned)。身处一个在任何意义上都追求精准技术，在音乐方面同样如此的世界中。他总是探寻人为因素 (human element)。无论是在艺术领域还是在公民部门 (private sector)，马代尔纳始终维护个人在有组织的、僵化的环境中的权利。他试图捍卫个人主义，为此而一头扎进人文主义理想的大海中。

这种人文主义理想，与他准确把握特定事物内在一致性的强大能力，在他对作品的诠释中显露端倪。就像如果没有作为作曲家与教育家的马代尔纳就无法理解指挥家马代尔纳，没有指挥家也无法理解作曲家。若斯坎·德普雷 (Josquin Desprez) 或蒙特威尔第的音乐与莫扎特，舒曼或他同时代人的音乐一样接近他。纵观马代尔纳在超过25年的时间里所进行的一系列涵盖了当代音乐中所有重要人物且影响深远的首演，这表明他完全没有一种将他局限在一种倾向或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而只是专注于音乐本身。没有这种偏见，随时准备发现新事物。此外，马代尔纳也接近传统作品，在他的诠释中，这些作品通常表现出新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勒的名言适用于他：「传统即邋遢」。他从不准备不加审查地接受他将要表达的东西，仅仅因为它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实践过。

对于马代尔纳来说，每一次为创作出新的作品而做出的诠释都是一次挑战，这可以是作为指挥的再创作；对他来说，演绎和作曲主要是一种智力活动 (intellectual) 而非音乐过程。因此，他指挥的音乐会给人一种非常特殊的印象：人们有一种身临其境——被卷入到作曲家创作过程中的感受。马代尔纳在一部作品中捕捉了这些力量，让听众都能感知到它们。他没有依靠部分来安排整体，而是将各个部分组合成一个整体，使它们在艺术作品的有机体中清晰可辨。因此，在听众看来，这部作品并不是作为历史实体而完整存在，而是瞬间形成并逐渐发展。

作为既受新音乐经验影响又受到结构概念思维模式教育的指挥家和作曲家，马代尔纳从他的角度感知传统的作品，并将其带入听众的意识中。因此，他引导听众认识音乐的内在逻辑背景，并以此洞察音乐过程的必要性。这种能力也使他能轻松应对最复杂的现代音乐乐谱和并不总是乐于接受的管弦乐队，因为音乐家们都被征服了。

除了与生俱来的强大乐感外，马代尔纳还有作为现代音乐家的非常明显的特征：在艺术的各个领域内接受广泛的教育——哲学、文学、历史、考古，以及音乐。马代尔纳强烈的求知欲，表现在他需要通过不断的交流来交换意见，无休止地搜索与收集书籍以及日以继夜地阅读教程，他一直致力于发现新的语境，获得新的启发。这也使他一次又一次地研究那些被遗忘的作品，诱使他去探索新作品，这种探索反映在他的音乐会节目里，很少包含被反复演奏过的作品，而是经常表演不知名，极少被演奏或是难以深入 (access) 的作品。马代尔纳的音乐会节目设计主要是为了是探寻语境，组合或分离音乐元素，调动 (mobilize) 它们从而促进理解。巴赫，斯特拉文斯基与若斯坎 (Josquin)，拉威尔、布列兹与莫扎特——每个人都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了改变的前景，展现出其音乐中的新面貌。出于对音乐的好奇与对音乐中神秘的主导秩序的探索，马代尔纳的诠释不是对音调发生的简单描绘，而是智力的欣赏。

教育家马代尔纳不仅受益于他全面的技能知识，还受益于他的多才多艺的教育。正是这种通识教育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得出相互联系 (cross connections) ——不是孤立地看待单个元素，而是始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各个元素的总和来考虑。这种有关世界和人类的整体观是马代尔纳的基本经验，从这一点上看，音乐对他来说也始终是一种智力欣赏的行为，他试图在他的作品和诠释中再现这种行为。

布鲁诺·马代尔纳从1940年代初开始作曲，因此几乎涵盖了所有音乐流派，包括电子音乐。 在他的作曲发展过程中，马代尔纳几乎使用了全部的当代作曲技巧。直到1948/49年左右的早期作品仍然主要表现出巴托克和斯特拉文斯基作曲技巧的影响，而在1950-1956年间则表现出对序列技法的关注，这可能在1955年创作的弦乐四重奏中得到了最清晰的体现。然而，在这部组织严密的作品中，第二乐章是第一乐章的每个音符的反映。有时如果音符可能干扰音乐的发展，作曲家就会打破原有的组织原则，省略音符并用停顿代替。贾科莫·曼佐尼 (Giacomo Manzoni) 在对这首曲子的深入分析中，几乎是遗憾地评论道：「在这一点上，作曲家用他的『感觉』介入了。」然而，这句话触及了马代尔纳作曲的一个基本特征，他自己曾经简洁而精确地总结过：「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是一成不变 (consistency)。我讨厌一成不变，因为这是致命的。」保持个体的自由性，从不无条件地服从某种原则——即使是他自己制定的。这使马代尔纳在随后的几年中走向了一种利用并结合了十二音、序列主义和随机音乐中的所有可能性，而不被固定的原则所限制的作曲风格。

事实上，无论是在外部形式上还是在音乐结构上，不同作品之间都存在相似性，甚至它们的某些部分是可以交换的——并且是由作曲家交换——其基础是马代尔纳在这些年中发展起来的作曲技法。它代表了将材料的「正式」组织与随机结构的「非正式」自由结合的尝试。1952至1958年间创作的 Musica Su Due Dimensioni 中那些仍然被表述为严格的对立，并且从那时起出现在马代尔纳的作品中一个基本问题，现在要变成一个整体。马代尔纳曾经提到，在他的音乐中，他想讲述「人类基本经验」(basic experiences of man)，这种尝试在上述严格限制和完全自由之间调解中可以被清楚的感觉到。正如在严格的序列技法阶段，他一直依靠「直觉」作为矫正，在后期完全「自由」随机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在细节上精确的组织材料。

在1967~1967年间的主要作品（第一、二双簧管协奏曲、为独奏长笛和管弦乐团的 Dimensioni III、为管弦乐团与若干器乐独奏的华彩的 Stele per Diotima）中，这两部分的划分在这里变得非常清楚：通常，独奏乐器被分配到包含准-即兴的节奏和插入的「非正式」部分，其形式始终可以被调整。管弦乐队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部分，其异常差异化的调性处理，通常被缩减至最短的主题，诚然首先表现出的标志是未来解决它的可能性，但总的来说，它确实是与独奏乐器的组合。协奏曲独奏部分的主题安排和旋律几乎从不掩饰它们宣扬性的特征，它们的结构被呼吸的自然停顿所标记。马代尔纳对高音木管乐器（长笛、双簧管）的偏爱在这方面有其实际根源，对他来说，「呼吸」和「说话」暗示了人类个体存在的特征。

与此相反，管弦乐段落展现出多种结构，有时是最短的主题，它们相互交织，并在不同的时间值内不断地相互叠加。同样，各个管弦乐组经常组合成音调区域，这些区域一个接一个的主导音乐，相互融合或彼此对比突出。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不稳定、嗡嗡作响、无法定义的印象。此时，马代尔纳的作曲风格——处于分化程度达到顶点而突然变成无差别 (indifferentiation) 的临界。非音乐的参考，即「人类基本经验」的宣告，在这里变得非常清楚。尽管马代尔纳并不总是成功地完全融合正式/非正式的部分，合奏/独奏，与此同时这也充分表明，这种「宣告」与绝对的音乐性相去甚远。通常，某些部分张力的爆发可能会破坏整个作品。自从 “conclusive work” 的概念被舍弃以来，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

在他1960 年至1968 年期间创作的最重要的作品，例如由多个部分组成的 Lirica in forma di spettacolo 与 Hyperion 中，马代尔纳经常为各个部分使用相同的材料。这是他在生命最后五年创作作品中保留的一种技法，但他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应用。在 Hyperion 的中，它们已经是准确成形的部分，以相同或不同的形式重复使用；但后来只有基本材料是相同的，形状(shaping)有所不同，组织形式的潜在关系几乎无法分辨。不可否认，所有这些都是由同一母材料演变的，但构建方式却完全不同。在 Quadrivium, Aura, Biogramma 和 Giardino religioso 等作品中，完整的融合是成功的；部分的分解具有辩证张力「正式 - 非正式」的效果，独奏和合唱作为综合元素出现(在 Giardino religioso 中最为明显)。马代尔纳于1973年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第三双簧管协奏曲）首演的评论非常准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准备这部作品时，我一直在思考音乐已经存在，它一直存在；甚至是我正在写的东西。所需要的只是对自己听到的周围之物有信心，并在乐谱中记录它。『稳固』和『开放』是一回事。」

但是，从这段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一些东西，它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了作曲马代尔纳的内心，并使人们更加敏锐地意识到迄今为止从对纯粹作曲过程的描述中模糊地看出的一个方面：「音乐已经存在，永远已经存在」是只有深深植根于传统，从源源不断的流水中汲取灵感的人才能说的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一代的所有作曲家中，马代尔纳是与音乐传统联系最紧密一位，这不是表面上的熟悉感，而是一种绝对辩证的内在创造性联系。在这方面，他的威尼斯音乐背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马代尔纳如何创造性地应用这一传统，可以从 Musica su due dimensioni 以及其概念音乐开端产生的一切中得到体现：威尼斯多合唱元素是它的实际起源。从这个角度来看，曼佐尼在1958年对弦乐四重奏的分析中已经提到了马代尔纳作品的空旷感，这并不难解释。其他情况，如小提琴协奏曲中的「生态管弦乐队」(orchestra in eco)，协奏曲、小夜曲、夜曲等传统表述的保留几乎不需要被特意提及，尽管大概率正是在这种与传统的创造性联系中保持了作品的完整性。

事实上，马代尔纳从未质疑过这一点，他谴责了它造成的破坏，其原因在于坚信个人的不可侵犯性，个人存在的神圣性。「人——不是作为一个数量，一个聚合体，——而是一个个体，必须有权享有自己的生命，我们必须为一个理想的世界而努力，在这个理想世界中，先见者、先驱者也有自己的位置，即使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马代尔纳的这些话揭示了他的音乐中讲述的所谓「人类基本经验」，他试图通过音乐解决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以马代尔纳的方式：解决个人与公众之间的辩证张力 (dialectical tension)，在不剥夺个人生存空间的情况下，将个人融入整体。

唯一成功的方法是反溯自己的准则：如果情感控制理智，反之亦然，如果永远准备好随时再次扭转所有给定的先决条件。这才能成功。「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是始终如一。」这不是简单的回避，而是谴责所有顽固的图式思维，并暗示即使旧方法已经被证明，任何时候都仍有权寻求新的道路以达到既定目标。实际上：马代尔纳试图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公正地对待这一真理——在他的心中，两者密不可分。无论失败还是成功，人们都能感受到路易吉·诺诺在马代尔纳的讣告中总结的一句话：「布鲁诺·马代尔纳是最伟大的奉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