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德：关于音乐评论

无论是否愿意，二战后雄心勃勃的音乐评论与作曲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阿多诺的帮助下，音乐评论很快摆脱了庄严肃穆的「真实的行话¹」的束缚，并相信自己脚下有一块新的、可承载的土壤。它被孜孜不倦地去神秘化、心理学化，在最好的情况下，甚至被分析；无论如何，提出作曲家的形式策略并不违反规则。但是，正如作曲家们在序列乐派的鼎盛时期之后陷入了新正统的死板形式主义一样，评论界的偏见也很快阻碍了对新音乐现象的自由观察。在许多聪明人的手中，阿多诺学派的多面性、复杂性、非学院派的思想退化成了教条主义的便利，将基于历史哲学的进步思想凌驾于自由决定的个人之上。

序列学派的进步的中心动力所曾经掩盖的东西，在这一运动解体后变得显而易见：我们的音乐文化不再能被理解为连贯的统一体，而只能被理解为由众多道路组成的网络。对于作曲或评判作曲的一般准则已不复存在的震惊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接受它的过程尚未完成。许多人误以为这种情况就是完全没有标准的代名词，这很容易导致犬儒或顺从。

然而，个人的「立法」特质本身就是现代性最深刻的新发现，而这一治愈式的观点只有在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种极端严峻的整体形势下才有可能。无论是历史哲学还是原教旨主义科学，对今天的生产性艺术家都没有丝毫帮助；艺术家必须挖掘自己的内心，直到找到使他的个性得以表达并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多元文化环境中无数冲动的律法。一切都取决于他是否为自己的艺术找到了这样一条个性化的道路；然后，这条道路也可以被描述和批评，即使它完全不来自（无论多么「笼统」的）思想。对于评论家来说，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意味着他必须单独对待他所遇到的每一位作曲家，并抵制从相关经验中获得评判权的诱惑。正如今天负责任的作曲教师必须在自我形象上做出艰难而又有些痛苦的转变——从教条主义的美学立场调解人转变为「路标」，知道许多不同的道路（以及一些他只向少数人展示的秘密道路）——评论家也必须学会根据作品在何种程度上展示了个体的出发点、可行且可理解的道路、以及新的方法的综合来评判作品（以及作品的诠释），而不是看它们是否符合任何习惯性的规范，是否在风格上显得新颖，或在日常事务中展示出特别的成功。

评论家应该是作曲家最敏锐、最专注的聆听者！如果这个角色对他来说过于繁重，他就只能陷入全面的、因而具有破坏性的攻击——或者陷入反批判主义；这两个极端都是对我们思想状况的缴械投降，助长了当今最愚蠢的时尚以及正在大规模发生的文化清仓出售。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