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徳：关于路易吉·诺诺的《不宽容》

诺诺的兴趣从来不是声音、音响对象的新奇。他的音乐并不是要用出人意料的音响事件震惊听众。真正要彻底变革的，是聆听过程本身：诺诺所关注的，是专注地感知直接呈现于当下的事物。

几百年来，欧洲的音乐聆听几乎完全由朝向某个目标的形式进程所支配。尤其在19世纪的音乐中，通过令人愉悦的层层递进或舒适的抚慰，听众不断被引向未来的某个时刻，心绪持续受到激发，或得到放松。诺诺的音乐，本质上是结构性的，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呼吸着的澄明」——他曾以此为一部作品命名。在这一点上，诺诺直接继承了基督教人文主义者韦伯恩；归根结底，他置身于中世纪晚期伟大的合唱复调传统，以及伟人中最伟大者——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传统之中。

《不宽容》¹的风格，如同大约同时写成的《生命与爱之歌》，在多重意义上都是「纯粹」的：其中没有任何风格上的异质成分，也没有怀旧的追忆；它不描绘，不转述，不评论。面对大屠杀的现实，它以水晶般美丽的音响，以具有地中海式明晰与简洁的构造作出回应。混乱并不发生——在艺术中。但这是一种焦土上的音乐：广岛之后的音乐，荒漠中的音乐；即便没有原子弹，我们的文化景观也已面临沦为这片荒漠的危险。

情感带来的迷醉已被耗尽，民间传统最后的储藏也已遭掠空，斯特拉文斯基与巴托克还曾借助这些资源取得种种效果。在这样的处境下，唯有音乐中的精神力量，还有可能为生活贡献些什么。这种音乐试图在最极端的境况下表述人性，以极端的自我克制，循着自己的道路，走向那个勋伯格《摩西与亚伦》第三幕尚未谱曲的结尾仍敢于说出的目标。

由此还可以对诺诺思想的根基获得另一层认识：那种重新界定聆听过程的当下性，会十分自然地产生一种与当下现实的直接联系，而不是产生某种由意识形态规定的内容美学！诺诺说：「当我们研习贝多芬的音乐时，就学着理解他的时代；同样，当代音乐也应当使我们能够从社会以及科学、技术的各个维度，把握我们自己的时代。」

常有人对我说：要不是我们为套票观众准备了威尔第和普契尼这两位明星，你们根本就演不了诺诺——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的回答是：如果我们不演出「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恰恰也让套票观众明白，有一种音乐发展出了精神力量，旨在映照我们时代那些前所未有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些臃肿的文化机构就再也没有任何存在的正当性了。这种音乐并不对人类在历史进程中陷入的危险处境闭上眼睛，也不把自己当作享乐的对象或造梦工厂来兜售。

斗争所针对的，是人的异化——人同自身「本质」的疏离，同「自然」的疏离，无论人们愿意如何理解这个词。诺诺歌剧中的「女伴」唱道：「要是我们能够欢快地生活，发现自然与爱的奇迹，该有多好。」革命倾向的根源，在于人的「自然本性」的核心；这种本性理应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却因历史的纠缠而无法如此。诺诺重新发现了人心深处那个隐秘的所在，一切根本性的变革都由此发端。

1985